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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夫:《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宪法涵义——兼论重建检察机关垂直领导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第67页;刘松山:《彭真与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制定》，《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50-51页。

[25]参见注[8]，S.107.[26]参见注[10]，S.418.[27]在日本法上，也存在存在瑕疵原因事实的明显性与瑕疵的明显性的区分。[50]概括规定的类型建构应当紧密围绕我国实定法上的撤销类型展开。

依循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对重大且明显违法的两个构成要件作如下理解：之所以要求重大违法，是因为违法行政行为对个体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侵害必须足以令维护该行政行为有效推定性的法安定性原则作出让步。滥用职权是指行政机关在裁量时存在主观过错，[69]比如徇私枉法、打击报复、反复无常、任性专横等。然而，判断行政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还应当权衡可能涉及的公共利益。[61]在学理上，行政行为不能区分为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前者是指对任何人不能，后者是指对特定人不能。目前的学说拘泥于行政行为无效类型和撤销类型的含义区分，忽略了二者的意义关联，导致无效类型的规则脱离法律体系内部相关规则的支持和证立。

[60]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3—55页。（一）利益衡量论的立场利益衡量论着重考察规则背后的利益冲突并加以取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由此观之，在现行法体系下，基于职权代理理论认为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属于国家官员而非地方官员难以成立。当然，被调用的检察官没有经过调入地人大常委会任命，其应当以何种身份和名义来代表调入地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呢?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因此，立法机关在对后者中领导一词进行立法形成时，除了需要符合该款自身的文义射程，还需要符合作为整体的宪法为该款设定的外部规范结构。

有学者认为，该款及其所建立的宪法原则只适用于具有央地事权划分关系的各级人大和政府，不应适用于法院、检察院等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律性机关。对此，需要结合法律规范的位阶和功能进一步分析。

其次，现行《宪法》第136条的规定主要是指检察机关在行使犯罪线索调查，立案侦查，调取、查封、扣押、查询、冻结相关证据，决定逮捕，支持公诉等检察权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不是对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否定。检察官对其职权范围内就案件作出的决定负责，但是检察官或检察人员是以特定检察机关而非自身的名义提起刑事公诉，其自身并非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上的诉讼主体。2019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称《刑事诉讼规则》）第9条第2款则将上述规定进一步具体化为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调用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另一方面，每一级的检察长对本院所有检察官（也包括临时调用的检察官）所开展的检察工作负有领导责任，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本级检察院工作的监督，需要通过检察长来具体落实和实施，而不能越过检察长直接质询或监督个体检察官，否则作为独立国家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就将不复存在。

再比如2021年对安徽芜湖谢留卿等人涉嫌诈骗罪一案的审理工作，参见谢慧兰:《芜湖刑事抗诉案:天团公诉团背后的法理分析》，《法治日报》2021年10月26日第03版。我们当然不能表面化认为垂直领导体制必然会导致检察院脱离党的领导，但如何在该体制中处理检察机关与党的领导（特别是党管人事，党对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的关系，确实是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程雪阳，法学博士，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12]参见魏晓娜:《依法治国语境下检察机关的性质与职权》，《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301页。

（二）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符合现行《宪法》为检察权设定的外部规范结构宪法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而非散乱的、互不相关的法律条文的集合体。就上述内容规定性规范而言，《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之所以要建立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核心原因在于在当前的法律实践中出现了以下两种新的情况：一是，重大复杂的涉黑、涉恶案件、职务犯罪大案、涉众型经济犯罪等案件类型呈现出持续时间长、涉案人数多、违法犯罪事实多、涉案资产多、涉嫌罪名多、社会危害性大等特点。

参见田夫:《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宪法涵义——兼论重建检察机关垂直领导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第67页;刘松山:《彭真与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制定》，《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50-51页。当时主持全国立法工作的彭真同志认为，将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定位于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是不合适的，只有将检察院上下级改为双重领导，才能保证检察院对国家实行统一的法律监督。

[20]参见《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高检发释字[2021]1号）第8条第3款，《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高检发释字[2021]2号）第11条，《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高检发释字[2021]3号）第11条。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接受，那么对一名被告的出庭公诉应当限定在两名公诉人之内。在这种新的法律制度下，首先，无论是从下往上还是从上往下调用，办案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通常不会出现检察官因为自身是被临时调用的，所以就罔顾法律、唯命是从等情况。鉴于在汉语的使用规则中，领导一词的词义中包含着调配被领导机关人力资源这种内容要素，因此当立法机关通过《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4条将《宪法》第137条第2款具体化为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等内容时，其依然处于领导一词的辐射范围，并不具有违宪性。[14]这种担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具有现实性，但2018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之后，这种担忧可以化解。[38]不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性内容是让公权力的产生和行使接受人民的监督，至于人民如何产生各种公权力并对其权力行使行为进行有效监督，需要结合科技、信息、交通等社会发展情况来进行确定，这种宪法委托的对象和方式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不能进行修改和完善。

被调用的检察官可以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出庭支持公诉等各项检察职责。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79-1997》（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数个人民检察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检察院管辖。[16]1949年之后，我国一度曾建立全国检察机关的垂直领导体制，但从1979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至今，我国检察机关的组织和领导体制最终演变为一重监督，一重领导体制。

理由是：在交通不便利、信息交流方式不发达的社会中，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并没有充足的信息和资源来产生各级检察院并对其进行监督，因此《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只能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等制度。相关制度探索文件可参见《德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办法（试行）》（2022年7月27日德州市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苏州市姑苏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办法（试行）》（2022年7月6日区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等。

[21]参见张建伟:《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的法理分析》，《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9期，第31页;谢慧兰:《芜湖刑事抗诉案:天团公诉团背后的法理分析》，《法治日报》2021年10月26日第03版。[36]这种法律解释不宜得到支持，因为调用制度的本质是人力资源的最优化使用，如果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所建立的检察官调用制度限定在上级人民检察院只有在自行办理案件过程中方可调用辖区检察人员，那会与调用制度自身的功能出现龃龉。[34]《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都涉及到了检察制度，但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领域分野和立法分工。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意味着检察长统一领导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其有权接收自身信任的异地检察官来临时性地参与本地的检察工作。

虽然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为落实《宪法》第130条提供了两种路径，但该规定是否还有其他的落实方式或规范要求，确实值得进一步思考。[17]调出地人大常委会对于检察官的任命，不仅意味着当地人大常委会认可检察官候选人的职业资格和职业能力，而且意味着其同意本级检察长关于当地需要选任具体的检察官以完成法律赋予检察院的职责的提议，同时其还意味着当地人大常委会代表本区域人民授予某个检察官（在检察长的领导下）依法行使检察职权和职责。

而所谓检察院则是由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宪法》第67条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免各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而不是只任免检察长和副检察长。（3）第3条第4款要求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领导，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8]。

当然，为了确保当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检察院工作情况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调入地的检察院应当通过年度工作报告或专项报告等方式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其调用异地检察官的相关工作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规定，要求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领导，必须尊重并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最后，还有学者认为，在现行法体系中，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命检察官的做法，可以理解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代理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任免权，一旦检察官被任命后，其即取得共和国检察官的身份，因此属于国家官员而非地方官员。另外，上级人民检察院还可以指定管辖的方式来确定相关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权力机关的审查，法无授权亦不可为。二 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框架的合宪性证成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的基本框架是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

这种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在每个具体检察官任职期间对其日常履职行为进行评议的制度设计，如何与检察院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以及检察院特殊的组织架构和领导体制进行衔接，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次，虽然上下级检察机关存在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但是现行宪法体制下的下级检察机关依然是一个需要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独立的国家机关，其检察长依然是所在检察院的检察长。

虽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4条和《刑事诉讼规则》第9条第2款都没有设置调用决定需获得调出地人大常委会的同意这一条件，但是内容基本相同的规范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合宪性审查标准是相同的。[36]参见汪廖:《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规范辨析及法理探讨》，《人民法治》2021年第24期，第12页。

但需注意，日本的检察官一体体制建立在每个检察官都是独任制官厅基础之上。其次，有意见认为，如果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4条做整体解释，那么其第4项只应适用于上级人民检察院自行办理案件过程中调用辖区检察人员这种类型，并不包括上级检察院协调下级检察院互相调用对方的检察人员。